樊纲 人物介绍 个人简历 经济学博士

人物介绍

樊纲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

樊纲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

樊纲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YorkTime，FinancialTime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te，WallStreet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个人简历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

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

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2年，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领域

樊纲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樊纲集》、《经济文论》、《走进风险的世界》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2]

主要荣誉

1991年和2005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1992年，被破格晋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2004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学术观点

中国人可不可以少些储蓄、多些消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许多人包括国内经济学者，都在提出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的对策。这些对策有许多在短期内似很难奏效，有些对策所依据的经济分析，也显得不那么可靠。

首先，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多年来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即使是GDP中的消费(即消费品增加的部分)增长，也在9%左右，与GDP的增长基本持平。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

其次，怎样才能使消费更快地增长？现在国际、国内有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得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仿佛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就可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以相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国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寻医看病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短期内的消费增长很难指望靠刺激农民消费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

换个角度看，中国的高储蓄率确有其因。人们常提到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储蓄率过高的原因。这都是对的。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另一重要原因，即收入差距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年收入平均仅万元左右；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每年仅3000元。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些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而是主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剩下60%的新增GDP被高收入群体所获，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提高的阶段，而要在今后几十年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方能解决。

樊纲

我们的投资中有许多东西与消费密切相关。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这个部分还在增长，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中国正在城市化初期，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现在私人消费大幅增长，但公共消费品缺乏，而公共消费品的提供，是将来私人消费增长的基础。中国正在这个阶段上。

中国的投资如果增长太快，全世界经济都会过热，不是好事。但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也是长期需要的。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但总体而言，这种政策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仍需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所以，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

个人评价

樊纲

樊纲入选，显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特的选择标准和未来的调控视角。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将显示出更多的樊纲“色彩”。

出乎人们预料之外，樊纲入选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此前人们普遍并没有把非金融领域的樊纲列为本次热门人选，此次央行的挑选看起来格外的耐人寻味。

樊纲是一个高大俊朗的北方汉子，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像一个篮球中锋，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学习，哈佛的学习和研究气氛吸引了樊钢，让他在回来或是留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不过作为访问学者的樊钢要留在美国操作起来相当麻烦，再加上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祖国所提供的巨大舞台也吸引着他，樊钢最后还是选择了回来。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现在有很多留在国外的人很羡慕他，说当时你怎么想得通就回来了呢，现在我们想回来却不行了。的确，有些留在国外的人处境很尴尬，想回来已没有合适的位置，留在那儿也就只能做个主流社会之外的教书匠，一个一流社会的二流公民。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樊纲回来后进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凭借雄厚的学术功底，在1994年成为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不过，几年后樊纲离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此事成为经济学界一段“公案”。

一位发改委系统的经济学家评论说：“樊纲的宏观经济观点比较温和，他基本认同适度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能容忍的，与发改委系统的观点类似。从中长期来看，通货紧缩的压力和威胁更胜于通货膨胀。在汇率政策上，与其他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赞同人民币升值。”

与前任不同的是，樊纲更专注于国内宏观经济及中长期制度领域。此番并不擅长金融调控的樊纲“淘汰”了几位热门人选，显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特的选择标准和未来的调控视角。未来的货币政策将显示出更多的樊纲“色彩”。

谈及自己的家庭，樊钢总是轻描谈写地说他出身于“右派”家庭，父亲是右派，但对他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他离过婚，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提到女儿，他倒很有兴味地说了一句话，“我就喜欢女孩，女儿是为自己养的，而儿子是为别人养的。”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点“经济学”的味道。

学者语录

樊纲

奥运之后的经济

“2006年在北京奥运会投资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9%，所以说，北京的经济总量占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分量很小；上海的经济总量大一些，也只占到5%。奥运之后，即使没有这3%，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没有奥运，没有世博会，北京和上海本来也要建设；它们都还处在城市化初期。”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都憋到奥运会之后，股市也不调整，楼市继续飙升，能源价格也不调，经济也不放缓。当时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奥运会之前不会调能源价格。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惨了，奥运会之后就大崩盘。股市如果不是从去年下半年调整，奥运会之后真的危险。”

通胀的前景

“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被压抑的通胀”，价格被压住太久以后再调，会一下子弹得非常高，对通胀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早调永远比晚调好。而且我们要看到，这次成品油调价，是食品价格已经基本稳定，CPI开始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当然最终会在消费价格指数上显示出来，但会有一个过程。如果食品价格越来越稳定，对CPI的作用越来越小，油价上涨最终也未必会推高CPI。只要我们控制住货币总量，把导致通胀的基本供求关系控制好，CPI还是有可能稳定住。”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能源价格不调，我们的总供求关系失衡程度就会更大，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什么道理呢？能源是一种一般的生产要素，如果你压制它的价格，就会产生对它的过度需求。能源价格低，大家就过度消耗能源，那些消耗能源的产业的生产成本比国际上低，产品价格就越有优势，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就更多，导致它继续扩张生产规模，最后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大，产生超额需求。如果扭曲的价格保持下去，超额需求打不掉，长期积累下去，将来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现在是用短期的价格上涨，来换取长期的价格稳定、供求平衡和低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中国经济现在也有能力消化这种短期上涨。”

樊纲

人民币的升值

“如果不升值，美元天天在贬值，你不升，意味着你离市场均衡越来越远，价格扭曲就会越来越厉害。人为地把某个经济变量固定下来是不行的。比如能源价格，你把它固定下来，就会造成短缺。汇率固定下来不升，显然不是办法。”

“像我们这种增长还比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流动的目的地。不管人民币升不升值，它们都要来中国。人民币一升值，吸引力就更大。”

“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世界就业和生产结构，给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会使我们的订单跑掉。小幅升值企业还有点适应的余地，大幅升值跑掉更多。我们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个人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制造业被驱赶出去。现在有一些媒体和政府官员常常攻击我们的制造业，攻击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攻击我们那些为第一代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产业，但我不希望它受到冲击太大。冲击是一定的，调整是一定的，产业升级也是一定的，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现在的办法。它当然有缺陷，有问题，比如流动性增多，外资涌入，但经济学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任何办法都有利有弊。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恐怕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个人荣誉

2010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公布了2010年度“全球百大思想者”的排名，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入选，入选理由：向世界阐明，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