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人物生平 为政举措 北洋军阀领袖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捐了个同知官位。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他于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北之袁张营。

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

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

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1873年夏，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陈州府淮阳县。1874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

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是年底，袁保龄致函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

1876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10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的表现。

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

1879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既两度名落孙山，又不愿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在外闯荡。当时袁世凯曾作诗《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时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所以袁世凯打算投奔吴长庆。

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因此袁世凯便于1881年10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

袁世凯虽然一度对科举厌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吴长庆幕府中继续读书，准备功名，他曾在1882年3月对其三哥袁世廉写信说：“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袁世凯

总督朝鲜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

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

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

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他的同僚吴兆有等亦颇为嫉妒，攻击袁世凯“妄开边衅”、“擅挪军款”。袁世凯遂于1885年初归国，赋闲在家，以避攻击。但是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委派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由此袁世凯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朝鲜国王李熙。

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达天津。袁世凯回国后，又于8月6日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5月请假回籍省亲。

在前线的这10个月间，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由此开始了小站练兵的新阶段。

袁世凯

创立新军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曾抱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

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

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以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

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称“新建陆军”，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

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

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戊戌政变

1897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1898年9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见，随后卷入了政治风暴中。当时光绪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势成水火。康有为等维新派（帝党）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7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

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乃举荐袁世凯为侍郎。9月18日（阴历八月初三），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颐和园，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

当天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告知袁世凯，并胁迫袁世凯动员新建陆军来实施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不得已答应了维新派的请求，打发走了谭嗣同。9月20日（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同日乘火车到天津。9月21日（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遂告失败，史称“戊戌政变”。

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但并不属实。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但是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加重了政变的后果。

所以在戊戌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于瀛台。

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此事亦成为袁世凯的一大负担，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戊戌日记）来为自己辩解。

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在此前后，他的新建陆军也从天津小站调往山东境内布防，使其躲过了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得以迅速扩大，成为袁世凯最具实力的政治资本。

当时山东盛行排外的义和团，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抚毓贤的纵容态度，全力镇压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利用义和团。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入侵，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据某些史料记载，李鸿章临终前曾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遗言，但据考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李鸿章去世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可以说是“非袁莫属”了。

袁世凯

清末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三十三年（1904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七年，以封疆首吏的地位，致力于清未新政的实施与推行，全面移栽西方的制度与生产方式，他在体制内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分头实施和督导新政运作：设立军政司主持练兵事务。设立学务处（后改为学校司）主持举办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私塾。袁世凯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小学尤为教育之本”。设立工艺局，主持全省各府州县工矿实业的兴办与推行。

设立农务处，倡导全省农业的改良。设立巡警局，创立近代巡警，推行全省。并在天津等大城市进行近代市政建设。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建立司法、审判体系。成立商会，建立近代化实业家组织。成立银行，建立近代金融制度。等等。数年之内，直隶成了全国实行新政的模范省。

袁世凯亦是全国推行新政的中坚，清政府授予他参与全国性政务的九项兼差，计有参与政务大臣、练兵事务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会议商约大臣、督办（关内外、津镇、京汉）铁路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管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预备立宪的“编篡官制官”等。参与举凡国家政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当时的高科技近代交通、电讯等各领域事务的决策与管理。

袁世凯在设立直隶军政司之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奏请设立练兵处，主持全国的新军编练，清廷任命他和奕劻、铁良出任练兵大臣，他虽位居会办，但实际是决策和指挥者，练兵处的办事机构，即是由直隶军政司的班底组成，三数年之内练成了北洋六镇陆军。随后，又组织指挥了全国新编陆军的南北会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倡导，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会衔奏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了传统的科举考试和八股取士制度。

光绪三十、三十一年后，立宪运动高涨，袁世凯以倡导者的身份成为朝中君宪主张的领袖。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任命“编篡官制”官十七员，其中十六员为王公贵族和内阁、军机处以及部院大臣，仅只袁世凯一人为地方大吏，但却掌握了预备立宪、编篡官制日常运作的实权，“编篡官制”的办事机构“编制馆”的人员组成，从提调到各课委员，是清一色的袁氏人马，而“编制馆”的职责是：一、起草厘定官制的档，二、阂定各方上进的“说帖”。立宪派的首领张謇称他为中国的大久保利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官制改革的主张遭受挫折之后，袁世凯继续保持着主张君主立宪的热情。同年8月，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宜。铁良以反对袁世凯的“急进”为由，与袁世凯发生激烈争执。会后，袁世凯联合奕劻，奏参铁良阻扰新政，反而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忌，袁世凯因而成为清廷众臣的众矢之的。

11月，清廷颁布上谕，改革官制，将兵部与练兵处等机关合并成立陆军部，一切军务归之管辖，任命铁良为尚书。陆军部各司局员役中，有不少都是留日士官学生出身，袁系的人大为减少。陆军部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练兵的领导权从袁世凯手中转入铁良手中。袁世凯以退为进，主动奏请将第一、三、五、六镇交与陆军部直接管辖，但请求将最精锐的第二、四两镇仍归直隶统辖，得到清廷允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袁世凯入直军机处前夕，他上了请求赶紧实行立宪奏折。“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并隶属军机处之后，亦实际为袁世凯所掌握。同年秋，发生“丁未政潮”，瞿鸿禨、岑春煊被逐，清廷上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当朝宰辅。

此举是清廷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去了袁世凯最后的军权，但因铁良手中的士官生资源尚不够雄厚，四镇中的袁系干部并未进行大的调整，而且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与袁世凯的私交很好，凡涉及直隶管辖的第二、四两镇军务都向袁请示后再办理，所以袁世凯对北洋六镇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辛亥风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在其“百日大孝”期间，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命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卫辉府汲县，后转至彰德（今河南安阳）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他在彰德洹上韬光养晦，等待重新出山的时机。

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成为袁世凯复出的契机。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授湖广总督，命他驰赴前线会办军务，即仅只作为已经先期出京南下的陆军部长荫昌的副手，指挥镇压革命军，而未授予他前线指挥大权，并派遣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前来洹上劝驾。

经过一番权衡，两天后，袁世凯顺利地拜折谢恩，正式应诏出山。附折向清廷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请求募集一支自已指挥的军队，调集一批将领，请拨饷需，请授予独立指挥权，军咨府、陆军部“不可遥为牵制“等。

九月初五日，袁世凯电奏清廷，定于初九日由洹上起程南下督师，电报说：“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并于初四、初五日先后两致内容秘密长电，请求清廷，在此重大用兵时期，援历朝成案“设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以慎密消息，迅速戎机，统一指挥。

九月十一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以下内阁大臣均上奏辞职。

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出任内阁总理之后，他立即派出以唐绍仪为首次的代表团，南下议和，先到武汉，最后到上海。袁世凯开出的谈判底线仍是以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统一南北。

12月18日下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议事大厅正式开谈。此为第一次议和会议，达成停战为先，各自下令的一致意见。12月20日下午，双方又举行第二次会议。因停战间将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7天，时间为12月24—31日，这次停战将陕、晋、川“皆包括在内”，是为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停战协议。

停战问题谈妥，双方又转入实质性谈判。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有关问题。12月29—31日，南北双方就停战具体执行、清帝逊位待遇和满蒙回藏待遇等问题进行讨论，特别对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反复磋商，决议移入上海租界。

另一方面，时到年底，革命党人不能坐视新政权无人主持，又因为袁世凯一直对实行共和制没有明确表态，不能马上说服袁世凯放弃立宪制立场，所以南京政府只能另选他人主政。而12月21日回国的孙中山，成了主政的最佳人选。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临时大总统。参加选举的有17省代表，每省1票，共计17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

这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于是他一边撕毁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一边公开质问对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并暗中授意段棋瑞、冯国璋联络北洋军官，通电反对共和，表示要为君主立宪“奋力战斗”。

革命党方面并无意与袁决裂，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而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时机成熟，即辞待袁。孙中山不仅在当选之日对袁世凯有此解释，而且在1912年1月2日再次电告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

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暂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尽管孙中山一再坦诚相告，可是袁世凯仍不相信，进一步探询清帝退位后自己当选总统“有何把握”。针对袁世凯的担心，孙中山于1月15日再次公开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经过一番摸底证实，尤其得到孙中山明确保证后，袁世凯唯恐夜长梦多，便加快了逼宫的步伐。

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例》，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颁布皇帝退位诏书，至此辛亥议和终获成功。在隆裕太后所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袁世凯写进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以示国家大统是从清朝接受下来的。

袁世凯当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称：“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正体再行于中国”“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次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

民初统治

革命党方面对于袁世凯对共和的忠诚程度自然是怀疑的。故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民国首都设在南京，临时政府自然设于南京。第二，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第三，袁世凯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就是，袁世凯必须离开他北方的政治基地，而且权力必须受《临时约法》的约束。

袁世凯完全明白，孙中山在宣布辞职后，还领导制定《临时约法》，把原来总统制的南京临时政府改为内阁制，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而当务之急，则是制造借口，迫使南京方面接受他在北京就职。是以有北京兵变发生。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4月21日，唐绍仪内阁成立，在此这前，孙中山正式解职。

民国元年（1912年）9月，袁世凯力邀孙中山、黄兴北上，在北京晤谈，同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四巨头联合发表《内政大纲》八条，其第一条就是“立国取统一制度”。民国二年（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而党首宋教仁却被刺杀，国民党由此发动“二次革命”，失败。10月，国会选袁世凯为大总统。旋即解散国会，成立“政治会议”。

民国初年，袁世凯亦在委曲求全和屈辱的情况下展开对外交涉，例如对俄的外蒙古交涉，对英的西藏交涉，对日的二十一条交涉，无不如此。尤其以二十一条谈判为甚。民国四年（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廿一条件，日本势力企图全面进入中国腹地。袁世凯无力、也不敢断然拒绝，只是逐条写下批语，指示外交部据理谈判，并希望以拖延手段，引起国际注意和欧美强国干涉。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1915年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

1915年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

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

称帝败死

民国三年，约法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临时约法》，赋予大总统以中央集权。之后，约法会议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把在大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改为任期十年，可无限制连任，大总统继任人由大总统提名推荐等等。实际就是袁世凯可当终身大总统。然而至此，袁世凯仍不满足，还要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

1915年12月，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准备建立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准备成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然而，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省安阳市。

袁世凯

为政举措

政治

袁世凯统治时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举措有：

在二次革命后任命熊希龄组阁，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和各省省议会，废弃天坛宪草，组织“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将临时约法之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12月28日通过了修改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可无限期连选连任，大总统继任者由现任大总统推荐3人，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于大总统府特设金匮石室密藏之，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及国务卿分别秘藏，当选举大总统之日，由现任大总统开启后，将所提名单交由选举会选举。袁世凯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确立了个人专制统治。

在中央立法机构方面，根据约法会议制定的《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1914年10月27日由袁世凯公布），对立法院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十分苛刻的资格限制，如有勋劳于国家者，任高等官吏满1年以上者，硕学通儒，有商工实业资本1万元以上者，有1万元以上不动产者，八旗王公世职世爵，高等专门以上学校3年以上毕业者或任教员二年以上者等。

但直到袁世凯去世，始终没有成立立法院。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院于1914年6月20日成立（政治会议至此结束），出任参政的资格为：有勋劳于国家者、有法律政治之专门学识者、有行政之经验者、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者、富于实业之学识经验者。参政院由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汪大燮任副院长，参政70人概由袁圈定，主要由前清官僚、现任官吏以及需要安置的一些进步党人组成。由于立法院一直未成立，由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能。

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约法》公布的当天，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承大总统之命赞襄政务。国务卿实为总统的幕僚长，只对总统负责，由徐世昌担任。徐世昌之下，政事堂设左右丞以“赞助国务卿，与闻政务”，左丞为杨士琦，右丞为钱能训。各部直隶大总统，为政务之执行机构。袁世凯又“本九品官人之法”，于7月28日发布《文官官秩令》，将文官分为上、中、少卿，上、中、少大夫，上、中、下士三等九秩，分别对应特任、委任、荐任级官吏。

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为避免地方权力过大及省长民选对其统治的威胁，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决定在地方行政机构采用省、道、县三级制，在省与县间加设道，废除原有的府、州、厅制，开始改道试行工作。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实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根据此项改革，省下设道，道下再辖县，成为三级行政体制。

地方行政官吏的设置为，省设巡按使，道设道尹，县设知事；巡按使管辖省级民政及巡防警备，监督省级财政及司法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实行军民分治，都督不得兼巡按使；道尹亦由中央政府任命，职权较为广泛，并可呈请任免县知事；县知事综理县务，其任命分考试与保荐，考试资格为曾任、简任或荐任官职满三年以上者及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学三年以上并有文凭者。据统计，1914年的3次考试共录取1921人，保荐免试300余人，但全国县数不过2000有余，非有县官出缺不能递补，因此被录取者往往不能及时分发补缺，所谓录取也不过名义而已。

经济

发展工商业

袁世凯认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张謇、周学熙入阁，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促使了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时人称：“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十四家，1913年为二十五家，1914年增为八十九家，1915年更增加到一百零二家，呈逐年上升之势。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并未到政府注册。

1913年11月，袁世凯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此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从而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1919年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1042家。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如以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著称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南通张謇，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雄厚基础的。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固然，袁世凯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财政改革

民国初年，袁世凯努力推行的一系列克服财政弊端之政策，主要有：

改革财政管理机构，中央设财政部，各省设国税厅（后称财政厅），确立财政统一管理体制；

制定《会计条例》，开始编制地方预算，完善近代国家预决算管理制度；

在中央设审计处，各省设分处，改进近代审计制度；

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削减地方财权，加固中央财权；

举借外债，发行内债，禁止省借外债；

起用英国专家丁恩，推行盐务改革，使盐税收入逐渐增加；

整理田赋，减少田赋名目，规定银米折价，通令各省田赋改征银元，两次设立经界局，开展了清丈土地和整理税册的工作；

增收新税，如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

通过一系列财政措施，袁世凯稳定了全国的财政秩序，保证了中央财政的来源，亦使国家财政有所好转。袁世凯统治时期，地方一般不敢轻易截留中央财税，财权由分散走向统一，中央政府财力日渐充裕。北洋时期，只有袁世凯执政的民国三至五年没有财政赤字，说明他的财政力度很大，政策开始奏效。袁世凯死后，国家财政秩序复陷混乱。

币制改革

袁世凯为统一银币，于1914年开铸新银币，财政当局规定新银币1元重7钱2分，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8毫加铜铸为1元银币，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袁大头”。按照规格铸造的银币、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发行之后全国通行无阻，很快便取代了其他银币的地位。随后，袁世凯政府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同钱币公会协商，自1915年8月1日起，以新币行市代替以前的龙洋行市，其它银币或按新银币行市通行，或向中、交两行兑换新币，这使中国自铸银元的行市第一次达到统一。

清末民初纸币的发行非常混乱。清政府虽曾有过整顿纸币的计划，但未曾实施。1913年秋，熊希龄内阁作出了整顿决定，计划以中央银行的兑换券易兑滥发的纸币。年底，向各省派出监理，监督地方财政和银行，禁止再发滥币。不久，熊希龄倒阁，袁世凯亲理财政，进一步整顿滥币。

袁世凯政府先从整顿滥发纸币最为严重的广东入手。1914年6月从善后借款的盐务税中拔出100万镑闲置资金作为准备，在广州开设中国银行分行，在广东发行保值银元券，以此回收广东滥币。经过一个月的回兑，把广东滥发的3000余万元纸币全数收回销毁。

贵州、江西等省则与中国银行签订合同，以中行兑换券或币制公债回收地方纸币，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使是被日俄控制的东北三省，袁世凯政府也做出一定努力，以求有一些作为来取得一些改善。例如在黑龙江设立了中国银行分行，在东三省发行银元汇兑券，以回收日、俄及地方滥发的纸币。

只是袁世凯政府的财力有限，而且日俄及地方腐败政府进行抵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袁世凯政府还令中、交两行在全国各省设立银元兑换所，让商民随时以地方滥币兑换两行的兑换券。由于中、交两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纸币信用坚挺，商民乐于兑换，使近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了《国币条例》和实施《细则》，决定采取梁启超提出的银本位制，此外还着手整顿了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但由于袁世凯称帝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从中、交两行大量提款，导致两行现银准备空虚，引发1916年春夏的挤兑风潮（京钞风潮），不仅打断了币制改革的进程，而且造成金融市场的狂澜迭起。

袁世凯

文化

复古政策

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主要原因在于纲常礼教被废弃。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封建帝制溃崩，使得在短促的时间内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伴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急需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现实却与之相左，故建立秩序便往往表现为在孔子的学说之下恢复秩序。这便是尊孔复古思潮出现的原因。当时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如上海的孔教会、北京孔社、山东孔道会、山西洗心社等等，孔教会是尊孔的主要场所，它一成立便得到教育部的批准。

1913年6月，袁世凯下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明令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地由各省长官致祭，并亲自到北京孔庙祭祀。

1915年1月，袁世凯发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教育要言”中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教科书宜采辑学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渊源。”“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同年2月，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国初年之教育宗旨。

其中说：爱国即“诚心爱国勿破坏”，要求对“有形之破坏，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若鹰鹯之逐鸟雀。无形之破坏，凡一切私心恶习，足以贻隳事之咎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视之如饥渴之于饮食。内外同心，上下同力，中华民国庶有赖乎！”关于“法孔孟”，说“吾人去圣既远，舍诵法其言外，殆无以想见其人”。

孔子以不好犯上作乱为仁之本，孟子教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古时礼本谓法，所以“吾国民诵习孔孟之言，苟于其所谓居仁由义而求得共和法，治国为人之真谛，将见朝野一心，共图上理，由是扬国粹而跻富强，其道又奚待外求哉”。关于“重自治”，说要学习英王国人人能自治，要以英为范本。袁世凯死后，尊孔读经的规定即被废除。

袁世凯复古的另一举措是恢复祭天仪式。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凯颁布“祭天告令”，表示：“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视之有赫，示临保之，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23日，袁世凯前往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新闻政策

民国初年，报业一度十分繁荣，新闻自由甚至超越了当时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政府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封禁国民党系统及同情国民党的报刊。由于上海各报多数在租界内出版，袁世凯政府不能直接查封，遂采取禁售的办法，限制在内地发行。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史称“癸丑报灾”。

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颁布有《报纸条例》。这一条例共35条，主要规定：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妨碍治安”“败坏风俗”“外交、军事之秘密”等内容，所有报刊“应于发行日递送警察署存查”。北洋政府的《报纸条例》实际上是套用了日本1875年制定的《新闻报纸条例》，且比日本的《新闻报纸条例》更为苛刻。

1915年7月10日，袁世凯政府根据《报纸条例》的执行情况作了一些枝节性的修改，又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修正报纸条例》。1914年12月5日国务总理孙宝琦签署颁布了《出版法》，不仅把《报纸条例》中的限禁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文字、图画等印刷品和出版物，而且规定更为苛刻。

军事

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在军事方面有如下举措：

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编练“模范军”，把军权亲自抓握到自己的手中。自袁世凯政府成立以来，军权一直集中在段祺瑞控制的陆军部。在对付国民党与民间白朗起义时，段祺瑞为袁世凯出过死力。但自镇压二次革命以后，陆军部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或降黜，段祺瑞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自然使一向重视军权的袁世凯感到不安，统帅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军权旁落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在统帅办事处另行编练模范团，由自己长子袁克定亲自掌握。企图通过这种方法，仿效新建陆军时期的思路，重新造就出一大批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绝对服从自己的军事人才。“当时袁世凯除成立模范团外，同时还设立讲武堂，任士官一期的蒋雁行为堂长，调集各省北洋六镇的亲信军官和各省拥袁军政大员推荐的青年军官，到北京参加训练。

袁世凯对这些军官“恩惠有加”，使他们心悦诚服，训练以后放回本省提升任用。袁世凯还准备与此相辅而行地再把模范团历届毕业的团员，除选拔精锐作为建军骨干外，拨一部分分发各省，着重提拔任用。一般毕业团兵初到省时，要求派任为本省主要军队里的连排长或教练官等。这样袁世凯就可通过模范团的团兵和讲武堂的军官，一面深入了解各地的军事实情，一面贯彻他的意图了。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名衔，赋闲者加“威”字，在职者加“武”字，有特殊功勋者加“上将军”，如昭威将军蔡锷，泰武将军靳云鹏，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等；原有各省都督有实际带兵责任者改称“督理军务”，承大总统之命并受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如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等。袁世凯实行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以设道缩小省级行政长官管辖的范围及权力；以军民分治虚化都督权力，不使带兵长官与地方行政权力结合，避免形成古时藩镇坐大局面，威胁其个人专制及家传部署。

但实际情况非如袁世凯之设计，晚清以来地方军阀的形成已成不可避免之势，所谓“都督”与“督理”之差别，不过易名而已，毫不妨碍督理仍然在其辖区内呼风唤雨，占山为王。袁世凯在“都督”之名易为“督理”后不久，袁世凯又有令谓，“所有督理军务各将军，略与原设都督职权相类”，表示出他对现实的让步。

袁世凯

社会

袁世凯一贯主张禁毒禁赌。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

袁世凯

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民族

袁世凯高举“五族共和”的旗帜，成立蒙藏事务局（后改称蒙藏院），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在外蒙古独立并武力进攻内蒙古的情况下，袁世凯一面羁縻抚绥内蒙王公，一面调兵遣将击退外蒙军，从而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其后又颁布《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在内蒙古各地逐步推行大规模的放垦蒙地政策。对于西藏分离的动态，袁世凯政府起初支持尹昌衡西征藏区，但在其尚未抵达拉萨前又向英国妥协，召开西姆拉会议，遗留下西藏问题。

外交

袁世凯统治时期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其重要内涵有三个方面：

维持晚清形成的以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特征的中外关系体系，袁世凯主动向列强表示将全部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案件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颁发临时大总统令，命令各省都督及地方长官“督率所属文武军民，讲究约章，切实遵守，勿得稍有违犯，致失大信于天下，而陷国家于危险之途”，并要求国人“履薄临深，互相告诫”等，以妥协退让的办法换取列强支持中国稳定。

维持晚清形成的中国疆域，辛亥革命之际，由于中国新旧政权更迭，边疆分离势力蠢蠢欲动，外来势力趁虚而入，中国边疆西藏、新疆、外蒙古、满蒙（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等均面临严峻挑战，袁世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妥协的方式勉力维持晚清领土原状，如以签订《中俄蒙协约》方式确保了中国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以不承认英藏签署的《西姆拉条约》而将西藏问题搁置、以外交斗争和争取国际支持的方式避免“满蒙独立”的出现等，渡过了此次难关，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的疆土未受进一步损失。

维持晚清形成的列强在华“均势”。晚清，经过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已形成了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相对“均势”格局。袁世凯继续晚清李鸿章执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维持”列强在华的这种“均势”，在列强的隙缝中求取中国的生存。例如推行“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将二十一条条款故意外泄，通过美英的压力迫使日本放弃二十一条的第5号条款。这种方针对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都产生重要影响。

轶事典故

春节由来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现行的春节却历史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

在民国总统的正式选举中，袁世凯获胜，孙中山败北。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过年”改成了“春节”。

袁世凯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凯帝制者，是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他的“十三太保”。他们是：

族侄袁乃宽

财神梁士诒

军师杨杏城

干殿下段芝贵

内务总长朱启钤

小智囊阮忠枢

表弟张镇芳

参谋顾问夏寿田

参谋顾问顾鳌

健将朱家宝

周自齐

曹汝霖

影视形象

妻妾子女

袁世凯共有1妻9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袁世凯的正室于氏不受宠爱，袁世凯长期不与她同房，而袁世凯的大姨太沈氏和五姨太杨氏最受宠爱，尤其是大姨太沈氏。袁世凯的子女管于氏叫“娘”，管生母叫“妈”，而对于大姨太沈氏则称为“亲妈”。袁世凯还有3个朝鲜姨太太。关于袁世凯妻妾子女的家庭生活在其女儿袁静雪所写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中有详细叙述。

历史评价

负面评价

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2]

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认为其为“独夫民贼”，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蒋介石：“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

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

1949年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2]

袁世凯

正面评价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评价和看法。[3]

季云飞认为，袁世凯“窃夺政权”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

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及社会文化心理失去平衡不无关系”。

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而是把袁世凯称帝看作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路途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

中性评价

不少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有爱国和民族主义的一面，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1]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

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袁林

陵寝墓地

袁林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境内的太平庄，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墓地所在。袁林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墓园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风格，堂院后的墓园部分则具有西洋建筑特色，整体看来非常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