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觉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二环外,紧邻成都动物园。昭觉寺香火鼎盛,创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初名“建元寺”,唐宣宗时赐名“昭觉”,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宋崇宁年间(1102-1106)佛果克勤(宋高宗赐号圆悟禅师)说法于寺,复名昭觉。南宋绍兴初年,敕改昭觉为禅林。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毁于兵火。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
昭觉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二环外,紧邻成都动物园。昭觉寺香火鼎盛,创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初名“建元寺”,唐宣宗时赐名“昭觉”,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宋崇宁年间(1102-1106)佛果克勤(宋高宗赐号圆悟禅师)说法于寺,复名昭觉。南宋绍兴初年,敕改昭觉为禅林。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毁于兵火。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
昭觉寺
中国
成都市
公元627年
08:00-17:00
2元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昭青路1号
旅游景点
昭觉寺在汉朝是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宅号“建元”。唐朝贞观年间,改建为佛刹,名建元寺。唐僖宗干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禅宗曹洞宗传人休梦禅师任建元寺住持,他兴工构殿,扩建寺庙,并奉旨改寺名为“昭觉”。休梦禅师在昭觉寺住持23年,他言峻机悟,启人思维,曾应召为僖宗说法,僖宗赐他紫磨纳衣三事,龙风毯一件,宝器盛辟支佛牙一函。
五代十国时,战乱迭起,昭觉寺仅存“房舍五间,田土三百廛”。后殿堂衰颓,寺庙荒芜。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休梦法师五世法嗣延美禅师住持昭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进行全面修复,殿堂房舍增至300馀间,建有大雄宝殿、唱梵堂、罗汉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轮藏阁等主体建筑,塑像、画像、碑记、寺额等恢复旧貌。寺内经济实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觉寺记》中载道:“供食之丰洁,法席之华焕,时一大会,朝饭千众,累茵敷座,未有一物,爱假外求”。
神宗元丰末年(1085年),禅宗临宗禅师纯白任昭觉寺住持,开堂说法,从者甚多,被称为“西川第一丛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及南宋产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圆悟克勤(原号佛果克勤)两度住持昭觉寺,绍兴五年(1135年)在昭觉寺圆寂。至今寺内尚存圆悟禅师墓。圆悟克勤所着《圆悟心要》、《茶禅一味》传入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日本人至今把《茶禅一味》尊为茶道至宝。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蜀献王迎接智润禅师任昭觉寺住持,并扩建寺庙。据清代李羽中霭《重修昭觉寺记》记载:“明蜀献王又拓之,周围墙垣缭绕七百馀丈,绀殿绮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崇祯十七年(1644年)毁于兵火。
清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师在此结茅禅居,筹款重建,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圆觉殿、天王殿、金刚殿、说法堂、藏经楼、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请佛经,恢复丛林大观。康熙十二年(1673年),佛冤法师任昭觉寺住持,又继建先觉堂、御后楼、五观堂,客堂、钟鼓楼及寮房300馀间。佛冤还受清朝政府派遣,深入阿坝、松潘等藏族地区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群众的尊敬。回川时,藏胞送他乳诲(椰飘)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觉寺后他把它的悬挂在大雄宝殿上,以示友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迈时,派弟子去松潘迎请藏族格西竹峰入主昭觉,成为修复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在寺内设密坛,供蒙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直至今日,藏僧来成都大都住在寺内。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赐昭觉寺“法界精严”匾额,并题五言律诗一道赞之: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霜皮僧腊老,天籁梵音通。咫尺蓬莱树,春光共郁葱。康熙皇帝曾题诗赞它“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千馀年来,昭觉寺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高僧辈出,代不乏人,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作出过突出贡献。
至今,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许多佛教寺庙还把昭觉寺视为祖庭著名高僧圆悟禅师所写的《碧岩录》《圆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他所着《茶禅一味》传入日本300馀年,至今还被日本茶道界奉为至宝。昭觉寺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土地也被动物园占去近半。它的恢复是近10多年的事情,虽然规模远不如历史上的辉煌岁月,但其气派仍然可观,终日香火鼎盛。位于成都市北郊5公里寺院不幸在明崇帧十七年(1644年)毁于兵火。
在十年动乱中,昭觉寺受到严重破坏,大雄宝殿、法堂被拆,佛像被毁,文物、法器也荡然无存。1984年交给佛教团体管理使用,到1986年,有80多名僧人先后来到昭觉寺,其中60岁以上的僧人16名,31岁至60岁的僧人44名,30岁以下青年僧人21名。他们中间,有大学学历的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45人,小学毕业或识字的29名。僧人们推选了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清定法师担任昭觉寺方丈。
从1984年起,昭觉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维修了大山门、八角亭、天王殿、地藏殿、观音阁、御书楼、韦驮殿、藏经楼、五观堂、石佛殿、普同塔、先觉堂等殿堂楼亭。天王殿内,新塑了弥勒佛、四大天王像、木雕接引佛像。观音阁内,塑了三大士、四祖师及壁塑十八罗汉漂海像。韦驮殿中,供奉着地藏、韦驮和十二圆觉像。先觉堂,供奉本寺开山祖师破山、圆悟、丈雪法师塑像。藏经楼,供奉玉佛像、珍藏经典、文物。
传说当年破山祖师复兴昭觉寺后,广收弟子,光大了双桂禅系。有一天,破山祖师告述弟子们,他要出去云游,并说:如果殿内的庭柱离开了下面的石砧凳、香案上的延瓢飞了、殿外的两株黄果树包住了中间的石碑,他都还没有回来的话,就另立方丈,主持寺院、传承双桂禅法。祖师走后三年的一天,祖师殿内的一根木柱果然离开了石砧凳;又过了三年,大雄宝殿香案上的延瓢果然不意而飞;再过了三年,大雄宝殿外的两棵黄果树已长大并且包住了中间的石碑。
但是,破山祖师却没有回来。留下的是他的传说和众人可以见到的遗迹。成都人后来把“柱离凳”的殿称为“吊足楼”。殿高约9m,有十六根楠木柱,直径约一尺五寸。其中殿内的四根柱子中,靠外近门左侧的一根的下端悬着,离鼓形的石砧凳约一尺高。是木结构古建筑的一项奇观。由于印契了该寺古德明代道魁祖师之预偈:“树包碑,檐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清定上师回昭觉,悬空之柱头落地,延瓢早已不翼而飞,菩提树飞速猛长,将石碑包得丝毫不现。故世人称之道魁祖师再来!清定上师重建昭觉寺大雄宝殿、圆通宝殿、光大显密二宗的功绩就象大雄宝殿前的两棵黄果树合二为一、法威顿长、贯横海外。
昭觉寺位于成都市二环路外动物园背后的青龙场,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是四川重点佛教寺院,也是我国重点的佛教活动场所,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2]昭觉寺自唐创建(贞观年,公元627---649年)以来,高僧辈出,但该寺院却不幸毁于明末战乱之中,在清朝康熙年间由破山和尚重建,并修筑石堰7.5公里,成为当今之宏伟规模。其主要建筑有:山门、八角亭、天王殿、先觉堂、圆觉堂、御书楼、观音阁、涅槃堂、藏经楼和圆悟禅师墓园等,是西南地区规模最为宏大、壮观的寺院之一。
1949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昭觉寺西边门外的川陕公路直接进入成都的北大门,这座历尽荣辱兴衰一千多年的著名寺院,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昭觉寺立即受到政府的保护,并被省、市人民政府明令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次拨款进行维修。寺院的宗教活动正常开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在土地改革期间,寺僧54名,分得田39.27亩,地17亩,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禅生活,同时焕发了空前高涨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当时的粮食亩产就达到千斤以上,从来就为当地粮食亩产的最高产量。监院广隆法师曾被评选为全省劳动模范。1956年,在实行合作化的高潮中,寺院自己成立了农业生产队,同时受粮食加工部门的委托,成立淀粉加工坊。在国家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面对着商品奇缺和价格昂贵的周围环境,昭觉寺还无偿向农业生产队提供红苕种一万馀斤、红苕藤数万斤,支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履行了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诲,受到社会的赞扬。
解放后昭觉寺第一任方丈是当年曾极力推辞,坚不升座的慈青法师。法师俗姓杜,名白,满族,成都人。早年依新繁戒明和尚座下出家,曾经到西藏学法,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持戒精严,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崇敬。当被阖众师父重新礼请回寺时,义不容辞地立即承担起领众的担,率领僧团,管理好寺务。与此同时,1951年6月,他同王文鼎居士发起倡议,在成都武圣街十方堂成立了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小组,组织起一百馀人学习政治、时事和纲领》。由于学习活动开展得十分踊跃,1953年,在文殊院,该小组扩大成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仍青法师为主任,刘亚休居士当选为副主任。
1956年,教四众弟子的普遍请求,慈青法师同圣钦。宽霖、宗镜潜、圆照、刘亚休、张净侯、牛次封等九人联名具文,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提出成立成都市佛教协会的申请。同年月2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他们成立成都市佛教会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除他们外,增加宏畅、广隆、隆泽光朗、伍心言和熊子宁。成都市佛教协会就是在慈青法师的努力下成立的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徒代表会议在文院隆重召开,慈青法师在圣钦法师致开幕词后,作《关于都市佛教徒解放以来的情况报告又并当选为会长,会议出圣钦为名誉会长,宽霖、牛次封、刘亚休为副会长,昭寺监院广隆法师与张净侯、宗镜、圆照、能潜等九人为常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是1962年10月日在银丝街招待所召开的,会议历时10天,代表53人,青法师在会上代表上届理事会作五年来的工作汇报。在这届会议上,永光法师当选为会长,慈青法师以四教协会会长的身份,被礼请为名誉会长。昭觉寺监院福田和能真,以及水光、宽霖、心全、光性、仁勋、永建、能潜当和能真,以及永光、宽霖、心全、光性、仁勋、永建、能潜当选为常务理事,福田当选为秘书。
昭觉寺始终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在新的形势下,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1957年,原草堂寺的僧人也被集中安置在昭觉寺里。在‘大跃进”时期,为响应国家“大办钢铁”号召,寺院将所有能捐献的金属都捐献给国家,同时组织僧人积极参与同天主教、******、道教等友教共同兴办硝厂、农药厂等活动。一批在昭觉寺成就并卓具造诣的僧人,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也经政府安排,走出昭觉寺,离开衣钵堂,到更广阔的领域施展才华,其中有海灯法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清德法师1948年在昭觉寺受戒后,曾被送往中国佛学院深造,毕业后曾任四川省资中县佛教协会筹备组负责人,内江市圣水寺方丈,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和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济尘法师早年从慈青法师披剃,1942年在昭觉寺于定慧和尚座下受具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退休后,长期在彭州地区开展宏法活动,开建彭州银厂沟接引殿、丹景山金华寺和九陇镇关口佛光古寺,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等。从1966年到1976年,我国出现十年动乱,昭觉寺当然也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文革”伊始,昭觉寺首先受到冲击,全寺佛像无一幸存寺内的大雄殿和说法堂遭到彻底的摧毁被夷为平地,全寺所有的法器荡然无存。由于解军的及时进驻,虽然使破坏活动受到了制止,但寺已不在那段极端混乱的岁月里,昭觉寺与全国人民一历了历史灾难。
曾经一度被改为北郊公园,1975年,动物园进驻寺内,在园林区域伐木取材建起了各种动息嬉戏的场馆,并对寺院残存建筑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首先在原大雄殿和说法堂的遗址上开凿成人工湖,唯有原殿前生存的黄树被保留下来,孤立地环顾着水面静观世变。五观堂被改成为湖滨餐厅,向游人开放。僧团被悉数收编为集体职工,宗教活动也全部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代的春风,重又吹进这座千载古刹的大山门。1981年,四川省政协委员隆莲宽霖、李熙亭、江富考等联名发起《请从速划定范围保护党寺文物古迹案》,是年4月29日,经审议由四川省政正式签署了提请省人民政府交成都市人民政府研究办的审案意见,昭觉寺的命运由此出现转机,立即牵动了政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关注。
从维护党的宗教政策,尊人民群众的宗教感情出发,省市党政有关部门率先在成动物园范围内,对圆悟国师墓实施保护措施,划定适当围由昭觉寺管理。1983年,国务院确定昭觉寺为全国族地区重点佛教寺庙后,四川省及成都市人民政府坚决彻党的宗教政策,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与宗教界人土的次协商,毅然作出对业已经过改造并已具规模的成都动园,实行寺园双方‘划界筑墙,彻底分开”的决定。省市政有关部门,曾经两次会会长赵朴初专程来寺,共同磋商,研究实施方案。从而,使这座具有悠久历史影响的著名寺院开始进入新的重兴。与寺院苦苦相守,至今弥留的三十八位老僧,竟然能终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他们欢欣鼓舞,不禁热泪长流。纷纷表示不惜风烛残年,也要把从他们这一代遭到破坏的祖庭,由他们这一代重新恢复起来,以无愧于三宝,无愧于历史和后人。
望着那株历经风雨的黄树,突然发现原先立在树上的一块石碑,竟然被沐时代的春风而益发茁壮的枝叶所紧紧包住,深陷人树中,联想到当年道魁祖师所留遗偈,立即奔走相告,祖庭重辉的时节因缘具足了!随着大殿被毁,原先殿中四个大住当然落地。原先悬挂只硕大的椰瓢当然也不翼而飞。现在树上的石碑被包住了,“树包碑,椰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现在全部示现了,而新一代祖师应该应运而生,率领全堂大众,完成重辉祖庭的宏伟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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