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 基本定义 理论产生 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理论

基本定义

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称作依赖学派（Dependency School），是1960年代晚期由拉丁美洲学者所提出的一套国际关系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它将世界划分为先进的中心国家与较落后的边陲国家，后者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受到中心国的盘剥，故得不到发展，或产生腐败等弊病。

理论产生

二战后，先前欧洲中心国家所殖民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从经济上分析，这些国家要么是不发达，要么是在经济上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这种现状的经济学理上的解释就应运而生，不发达与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由此产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依附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激进的学说。

依附理论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在20世纪60-70年代最先提出。该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该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学派之一。

发展历程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 faletto）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 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 of 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这个标签。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 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

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

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

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

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理论分类

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和占主流地位的依附论理论，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分歧、差异仍然很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依附论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可以规定为不同的理论取向与流派。如“根据他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国经济发展或欠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评价，可以区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依据他们对摆脱贫困和欠发展而实现真正发展的途径的不同设想，可以区别为激进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本文着重从一种基本理论价值倾向上进行分析，认为依附论主要包括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等。

1．激进主义依附论　

依附理论

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有弗兰克（Gunder Frank）、阿明（Samir Amin）等。弗兰克最重要的理论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他认为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的中心——农村的结构，而“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脱钩论”。

相对于弗兰克而言，阿明的理论更为系统，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 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来看，激进主义依附论是一种外因决定论。简而言之，即处于外围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贫困的总根源，要么在于一种从殖民主义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这样一种整体的结构的作用。其实，弗兰克、阿明等学者强调外因和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可取的，应该说这也是不发达之根源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单维度简单化从外部环境来寻找理由不免过于单薄，而他们所主张的通过一种激进的途径来实现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设想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又相差太远。正因为如此，“多斯桑托斯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

2．改良主义依附论　

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社会学家卡尔多索（F. H. Cardoso），从理论倾向来看，他既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派的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因素，但同时，对于弗兰克的外因论他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一种实践上的经验促成了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东亚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卡尔多索根据这些新的现实将发展和依附联系起来，“指出了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更进一步的是，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显然，这是对于东亚模式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的一种理 论上的折射。

3．正统主流依附理论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以其所提出的新依附论而成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他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关于依附的定义。重要的是，他认为对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研究的着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他所定义的新依附论是，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新时期。进一步又对依附的三种形态进行了论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是对20世纪60、7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整的反映。新依附论强调附属国与统治国关系的不能改变性，而且，由于附属国受国际和国内依附结构的影响，附属国就会走向更加不发达的地步，依附性结构也会影响生产率。多斯桑托斯的论述虽然在现世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主流的依附论及其对现实的一些借鉴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体系构成

依附论没有一种理论流派能取得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共识”地位，即它缺乏统一性。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依附论是不是已经“死亡”的问题。面对众多的理论学说，依附论是成为一个整体的和相互联系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各种理论的堆积。一定的理论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相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依附论，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依附论进行评判，有必要对其理论前提进行合理的推断与论证。[1]

1．不发达和依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外围”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不论是哪一学说都有一个基本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不发达与依附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发达或依附状况，大多数依附论学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应该说是反对实行一种全盘西化的政策。究其实质，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手法。

2．思想渊源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或者说是具有相关性

这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的。从一种基本的理论价值倾向来说，依附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尽管他们都不是完全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判断。如从方法论特征上讲，依附论“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尽管在运用这些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所有的依附论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中的现代化理论都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3．关于依附的定义　

对于依附论来说，其首先要解决一个概念上的界定问题，即依附的定义。对于依附的概念，一般而言，普遍接受的是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定义：

所谓依附，人们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扩展对依附国的发展或产生积极的影响，或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

从这一概念出发，依附论探讨了不同的国家（主要为中心与外围国家）在依附中的不同的结果。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是从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中获得发展和优势；而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则情况相反，即依附的存在是外围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或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即使是从这种相互依存中获得好处也只是发达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结果，或者说，不发达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实现自身的发展。“简而言之，全球性相互依存关系愈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以来就愈加深。”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依附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参合在一起，是对二者的有机结合。依附论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依附论又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对于依附论而言，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放在第一位的。

社会学意义

依附理论是一些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它是关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一种解释。

阿根廷学者普雷毕什于20世纪40年代末就提出他的发展理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经济体系，它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前者通过不公正的贸易剥削后者，是导致后者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另一位学者弗兰克把普雷毕什的“核心”称为宗主，把“边陲”叫作“卫星”。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宗主—卫星”关系不仅存在于世界层次，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每个卫星国内部。

不发达国家有如下经济和社会特征：其生产部门的兴衰以核心国的兴趣和需要为转移，核心国感兴趣和需要的部门比较繁荣，反之则萧条；经济上呈“二元结构”，现代经济部门是核心国经济的延伸，与核心国经济联系不密切的部门相当落后；与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应，不发达国家呈明显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中的富裕社会与农村中的贫穷社会并立共存；在国际贸易上，依附型不发达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等等。

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就应当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阻止西方贸易、技术、跨国公司、教育与思想的侵入，自力更生。

依附理论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要现代化必须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

理论评判

依附论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它遭受到不断的修正和发展，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理论缺陷和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现实发展的影响，人们对于依附论的批评一直存在。这种批评有来自于依附论本身内部理论流派之间的批评和发展，也有外在的批评。甚至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一书中专门花大篇幅来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这一议题。

从一种学科方法意义上说，人们不能否认依附论为人们认识当今国际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打破了原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称为是“第三种声音”。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取代原先的结构主义理论，说明了这一理论对解释当时的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然而，当今主要有两方面对依附论提出例如一种质疑或挑战，其一为一些学者从学理或理论上所做出的批评，其二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实践给予了依附论一种挑战，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动摇了依附论的一些基本的设想。

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的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从上文对依附论的几种理论形态的分析来看，这些理论观点并不能说都是非常全面的，它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中心—外围的论点“忽略了对中心国家政策和特殊需要的深入研讨，错误地把落后归 因于传统或封建寡头”，而对于激进主义的依附论者对外因的偏好，这似乎又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学者拉西特（Russett）指出，依附论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三种迥然不同的现象：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从 简单的方法论角度看，任何理论只用一个独立的变量来解释三种相互排斥的结果，这是不科学的。确实如此，依附论只是一种单维度的分析，只是从国际经济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出发来说明国际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

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 P. 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人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具体应用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借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1]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